中国是酒的故乡，可以说五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飘散着酒香的历史。从《诗经》到《楚辞》，从先秦诸子散文到唐诗宋词，无不飘逸着酒的芬芳，翻开《二十五史》有关酒的记载更是无处不在。
酒海苍茫，谁主沉浮
酒是一个“圣物”，是一个带“血腥”的圣物。酒是劳动人民智慧和血汗的结晶。
几千年的酒史，是一部古代酿造技术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优美的民间文学史。然而，又是一部地主资产阶级残酷压榨，帝国主义疯狂掠夺，劳动人民饱受欺凌和奴役的剥削史、血泪史。如果说“长街恰付登瀛数，处处街头揭翠帘”是汾酒生产历史一度繁荣兴旺的写照，那么“甘露堂荒酿法疏，血汗枯竭酒人无”就是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汾酒生产必然走向衰落的真实记录。在那漫漫长夜的历史中，在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桎梏下，闪耀着我国古代劳动人才的天才和智慧的古老奇花，如同我们伟大而多难的中华民族一样，备遭摧残，经历了多少的苦难的沧桑！只有在解放以后，党的阳光普照，枯木逢春，这部劳动人民的天才杰作才重新焕发她灿烂的光彩。
酒生产的历史是悠久的，但是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酒生产的方式却是简单的，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更决定了生产不可能有大的发展。
在封建社会里，广大农民不仅要从事繁重的农业劳动，交地租完税赋，农闲时节，还要从事手工业劳动，以抵偿借贷，或换回自用农具和必需的生活用品。酿酒就是这种手工业劳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封建土地占有者——地主，为了自己的享用，也在秋后，利用剥削的粮食，雇工酿酒，这两种情况虽然目的各异，但他们的生产方式都是分散的，季节性的，没有固定的酿酒处。几只大瓮，一具烧锅甑桶，一、二百斤粮食，就可进行生产。所谓“最是新年佳酿熟，逢逢铁鼓赛郎神”就道出了他们季节性生产的特点，以及小生产者利用赛神祭祀进行集市交换的情景。
生产设备的简陋，造成效率低、成本高，加之自然灾害对原料的影响，使生产者难以维持。特别是封建生产关系的重要剥削，反动统治除非段的沉重税赋，使大批手工业者必不可免地遭到破产。据记载，清朝全盛时期杏花村有酿酒作坊200余家，而到清末民国初，就只剩下十几家了。“处处街头揭翠帘”的短暂的表面繁荣，很快被“甘露堂荒酿法疏”的萧条景象所替代。连以佳酿得名的杏花村都酿法荒疏了，可见这种萧条的普遍性和长期性。
但是，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封建社会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酒生产随着社会的发展，商品经济不断扩大，已经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准备了条件，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中国的自然经济起了解体作用，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以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为特征的、生产规模比较大的、技术分工较细的工场开始出现。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酿酒作坊。在这样的作坊里，资本家根本不参加劳动，完全依靠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剥削工人的剩余劳动，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纯粹的雇佣关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了。资本主义的竞争，如同大鱼吃小鱼。这就开始了相互间的排斥、倾轧、和咬打。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日寇的铁蹄所至，使刚刚萌芽的民族资本主义备遭蹂躏，兴盛一时的酒生产饱受摧残，弥漫在华夏神州上空淡薄的酒香，逐渐消失。
“柜前一壶酒，酒工一身汗，东家发横财，工人筋骨断。”这首流行在杏花村地区的民谣，用血泪的语言，深刻揭露了地主资本家残酷压榨工人的凶残面目和他们把财富的掠夺建立在工人尸骨之上的贪婪本性。在旧社会，造酒的人们备受三座大山的压迫。“世上三行苦，蒸酒、熬糖、打豆腐”。苦就苦在当时的酿酒作坊大多是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资本主义企业，既有旧式封建主对农奴的宗法式统治，又有新式资本家对利润饕餮式追求。它们结成一副沉重的枷锁，牢牢套在工人的身上。在那暗无天日的社会里，酿酒工人受着非人的待遇，进行着超负荷的劳动，酿成了许许多多的悲剧。马克思就是指出，资本家用资本赚取剩余价值，仅仅是“死劳动者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吸吮劳动才有生命，天噬的活劳动愈多，它的生命就愈活跃。”“世人都道汾酒美，神仙井水拌泪水。杯杯斟满伤人泪，何日盼得杏花回！”这就是旧社会汾酒工人对那吃人的黑暗世界的控诉。是他们从被压迫的最底层发出的震撼人心的呼号。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愈深，反抗愈烈。马克思主义这根阶段压迫和反压迫的红绳，贯穿着1000多年酒生产的漫长历史。那种尖税的阶级对立的景象目不忍视。
然而，资产阶段不懂得，也不可能懂得，从他们产生的那天起，就同时诞生了他们的掘墓人——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埋葬旧世界，把一切剥削阶级连同产生他们的社会根源拥进历史的垃圾堆。这是谁也抗拒不了的客观规律。区区砖墙岂能阻挡历史年轮的前进。其实，在那些长夜难明的苦难岁月里，造酒工人从来滑停止过同反动统治阶级的斗争，只是斗争的形式因时而异，或明或暗或张或也罢了。
巍巍吕梁，美好的杏花村，不仅记载了我国劳动人民精湛的酿造技艺，也记录了千百年来造酒工人的苦难和从自发到自觉的斗争。当我们追溯古代“汾酒”的历史，吟咏有关杏花的诗篇，赞颂汾酒的甘馨、醇厚的时候，我们决不可忘记这火与剑的一页。
大自然和风拂面，人民迎来了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春天，从此结束了她充满苦难、悲怆和屈辱的历史。酿酒工人像冲破牢笼的苍鹰，直搏长空。终于在它们智慧和勤劳的结晶下，作为人民的珍品，从酒器里奔泻出来了，人民第一次欣慰地笑了。“杏花村里酒如泉，解放以来别有天”郭老满怀激情的诗句，度度概括了解放以后造酒工人所发挥的顽强革命精神和改天换地的无穷创造力。酒香真正地弥漫在华夏神州。
文化艺术一旦回到劳动人民手中，就显出它固有的生命力。事实已经作了有力的回答：作为国家的主人，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让骏马奔驰，在名酒生产上攀登世界酿造科技的高峰，也能够使自己的业余文化生活更加充实、丰富，更有意义、更美。
文人骚客闹酒海
自酒类出现以来，人类就和酒结下了不解之缘。将士出征，文人写诗作画，家庭喜庆致贺，师朋之会都离不开酒。直至今天，饮酒仍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各种活动中占有重要地全，我国古代文献及诗歌、小说、戏剧中，留下了相当丰富的关于酒的记载。有不少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生动有趣的传说故事，给人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有人说，酒是英雄的伴侣，友谊的花束，胜利的凯歌。这话不无道理。单看一部《水浒传》，有多少英雄好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武松喝了15碗酒上景阳岗打虎，就是一个典型，用他的话说，叫做“带一分酒，便有一分本事；五分酒五分本事。我若吃了十分酒，这气力不知从何而来。”朋友聚散，饮酒看花，有“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和“两人对酌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这样的佳句。酒自然可与友谊花束交相媲美，至凯歌报捷，祝酒庆功，一句“黄龙痛饮”就足以证明。
还在公元3世纪的三园两汉时期，酒就与许多大诗人，大文学家以及所谓名士、隐者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这以前，文人当然也饮酒，但比较明显地把酒当作解忧的“灵丹”，把无节制地豪饮当作逃避现实的手段，特别是把酒醉以后当作艺术创作的理想境界。
三国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兼诗人曹操有《短歌行》云：“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举起美酒高歌畅饮吧，人的生命是如皮短促；好像早晨的露珠，一会儿便枯竭了，下去的苦时光正多哩！虽然一时慷慨激昂，但心灵深处的忧患之思却难以忘掉，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只好求助于“酒仙杜康”。曹操这首诗可说是文人“借酒浇愁”的代表作，也生动再现了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豪迈气慨和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接下来便是阮藉、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等所谓“竹林七贤”。这些在文学史上颇有名气的人物，不仅喝得多，而且也醉得厉害。酒几乎成了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和主要的特征。时人竞相效仿，影响很大。历史书上说山涛“饮酒至八斗方醉”。一斗酒酒有多少？各家说法不一。但看《三国志》说姜维死时，“剖胆如斗大”，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