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神话传说，都是一些零散的、片段的故事，而且往往和历史事实混在一起，既无古稀腊的完整性，更没有产生像《伊里亚特》那样的史诗，甚至连藏族的《格萨尔王传》那样完整的传说也没有，这一点和以黄河流域为发源地的北方文化的传说是一致的。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的论及“中国神话之所以仅存零星”的原因时，引用了日本汉学家盐谷温的说法：“一者华土之民，生居黄河流域，颇乏天惠，其生必勤，故重实际而黜玄想，不易能集古传以成大文。二者孔子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说，俱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不但无所光大，而又有散亡。”这是就整体而言的。就地区而言，各地也有区别，地处黄河流域的北方地区，文化发展较早，是孔门学说的发祥地，儒学影响较大，流传下来的神话传说少；而地处长江流域的荆楚一带，文化发展较迟，孔门学说影响较少，流传的神话传说较多。代表北方文化的《诗经》，现实主义成分重，代表荆楚文化的《楚辞》，浪漫主义成分重而且本身就有许多神话传说的内容。
巴蜀地处长江中上游，先秦时代被看成是蛮夷之地，少数民族地区，受北方文化的影响较小，受中部荆楚文化影响大，神话传说颇为发达。《山海经》的一部分故事出自这里是毫不奇怪的。事实上，无论是“开天辟地”的盘古，或是“炼石补天”的女娲；是英勇无畏追赶太阳的夸父，或是拔箭射日的后羿……等等都在这片土地上广为流传，生生不息，迄今仍活在老百姓的民间故事和祭祀活动之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巴蜀神话传说对自己开国的祖先，从蚕丛鱼凫到杜宇开明、廪君务相，都有详细的记载，这是其它地区神话传说中少见的。如果天降荷马于巴蜀大地，对这些神话传说加以小说化的整理，未必不能产生伟大的史诗。
为什么不能产生荷马那样的史诗?窃以为并非有人所说的缺少城邦的市民文化，而在于时代和环境。当巴蜀成为独立国家的时候，已经进入战国时代。巴蜀处在秦楚夹击之下，荆楚文化和北方文化在巴蜀大地上互相渗透、互为消涨。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置郡，关中地区大批移民进入巴蜀地区，促进了巴蜀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文化上逐渐与中原文化合流。司马迁说：“不韦迁蜀，世传吕览。”虽然与史实不和(《吕氏春秋》并非流放巴蜀后完成)，但它说明，孔门学说正随着大批移民进入巴蜀大地。巴蜀文化已由少数民族文化逐渐变成大中华文化中的地区性文化。到了汉代，儒家学说占据统治地位，对巴蜀文化来说，既是一次提升也必然有所丢失。神话传说的压抑，便是丢失的一种。漫说产生荷马那样的史诗，就是前面提到的司马相如等八家汇集的“蜀本记”，也多年不被重视以致亡佚了。留存下来的《蜀王本记》，说是扬雄所著，后人考证实乃晋人谯周撰写，书里虽然保留了相当多的神话传说，但都尽力往“史”的方面靠。
把神话传说和历史混在一起，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以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作为历史人物，另一种在历史人物的身上涂上神话的油彩，从三皇五帝到后来的许多帝王将相，都有。正如黑格尔所说：“中国的史家把神话和史前的事实也都算做完全的历史。”这和“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朴素唯物论思想有密切的联系。儒家思想越是占上风的地方，神话传说越是被压抑。儒家思想越是占上风的时期，神话传说越不发达；而在这样的时间和地点，留给文学上浪漫主义幻想的空间便越是狭窄。
另外，在以希腊神话为代表的西方神话故事中，神是主宰一切的，它是神的“人格化”，进一步的发展便是宗教，从“宇宙之王”宙斯到上帝耶和华，都是主宰一切，创造一切的神：万神之神。而在中国神话传说中，人是主宰一切的，它是人的“神格化”，进一步的发展，便是君主专制。从“三皇五帝”到历代帝王，是上天之子，他的权力是上天赋予的，所谓“君权神授”，是儒家思想的核心。
巴蜀的神话传说也逃不脱这个大中华文化圈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