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重阳节的习俗
农历的九月初九为重阳节，约友登高，或游园、赏菊、喝菊花酒，吃重阳糕等。重阳登高是广州人的一种习俗。古人认为，二阳相重，是大吉大利之日，重阳登高则可图个吉利因此在广州，重阳节是一年中的一个大节日。以往重阳节人们主要是登高，扫墓，放纸鹞(即放风筝)。20世纪70年代后，重阳登高之风日盛，放纸鹞的习俗已很少见，扫墓者也大为减少，而以登山游乐为主，每当重阳来临，人们便三五成群或全家结伴来到白云山、越秀山、登山览胜。有许多青年在重阳前夜就开始登山，并备好食物和帐篷，露宿山顶，等待日出，以贺重阳。
高地之上的全民狂欢
在内地特别是山区，重阳节似乎并没受到多少的关注，对于那些天天面山的人们来说，爬山是一种惯常的行为，也是一种生存的本领，并无多少节日的意义。所以他们对重阳节缺少内心的热情。而城市的人们，因为整天蜗居在钢筋水泥所构筑的房子里面，自然也就对山、对绿色、对大自然充满着向往。更重要的是，重阳节作为一个民俗节日，里面还夹杂着人们对自然神灵的某种信仰、膜拜或对幸福生活的祈祷。
1999年来到广州，发现广州人对重阳节特别重视，其参与程度可以用全民性来形容。每逢重阳节，全家老少都会倾巢出动，浩浩荡荡，登上他们理想的高峰。是什么促使他们有这种爬山的冲动呢?仅仅是因为想到外面呼吸新鲜空气吗?呼吸新鲜空气哪个时候都可以去，为什么偏偏选择重阳节?这足以证明，重阳节是与一个地方的民俗文化有关。
重阳节其实并不是广州的专利节日，全国各地都有。但广州似乎更加专注、热情，把它当成生活中的一个辉煌的组成部分；另外，广州的重阳节是与其他地方不一样的，它已经灌注了广州的习俗、文化和信仰。比如有些广州人在重阳节拜祖、烧香，减弱了登高望远的含义，而以往的“插茱萸”和“赏菊花”也逐渐在民俗习性中退场。
作为一个民俗节日，它时时刻刻在发展，并逐渐丰富自身的文化内涵，完善它的发展体系。以前的重阳节被称为老人节，参与者也就是些老年人，顶多也只有几个年轻人在里面凑数；还有如把重阳节定为免灾避邪的日子，内容和意义都是非常有局限的，之所以今天我们看到那么多的参与者，是因为我们把它的对象范围扩大了，大家都能参与到这个节日中来，参与到这个文化的构造中来。
广州作为一个以经济效率为第一要务的国际化大都市，它必然要求这种文化具有某种全球化的视野，而不能仅仅守住一种没落的文化感觉，它所有的目标都在于如何发展自己，使自己与这个大的背景相融合，同步，使自己在更大范围内得到理解和认同。这是任何一种文化的必由之路，否则，它只会在自己的圈子内踏步，久而久之，被强势文化所侵入、排挤，直至灭亡。广州的重阳节，它不拘泥于自身优越的地理位置，一直寻求更大的发展，不断扩大文化容量。因此它总不会被人们所抛弃，一直处在一种被关注的“中心”位置。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广州的居民构成非常复杂，有土着的，有“移民”的，有外来工的，也有海外的，他们信仰不一，生活方式各异，动机也不一样，他们爬上白云山或许并不是为了拜神，也不是为了登高远望，而仅仅是为了热闹，这都是有可能的。因此我们传统中重阳节的某种登高约定受到了忽视，传统中所遵循的规则可能不是望远，更不是插莱萸或赏菊花什么的，而变成了随意性和娱乐性很强的活动。登高原始的含义面临着失去“自我”的命运，逐渐演变成一个带有全民性的运动。
在广州过重阳节，体验的是一种冲动，感受的是一种胸怀，这个城市给人的感觉是能容忍来自不同地方和带有不同目的的人参与到节日中来。内地的一些地方举行活动，带有浓厚的民族信仰，要求人们遵循某种清规戒律，为此很多人感到畏惧。所以参与者也只能是本地人成本族人，外地人只能作为旁观者，这或多或少会影响到人们的认知和理解，从而缺少互动。当更多的人丧失了参与权的时候，那种节日将成为一种边缘的行为。
其实，任何一种文化，都应该是健康，受众的，能让我们的肉体和精神获得某种愉悦感。如果一种文化不能为我们所享受，却要让我们苦苦受累的话，那我们宁愿抛弃它。重阳节也一样，最重要的不是某种世俗或者民俗的东西，而是这种文化的气度和张力。当然，这种宽容并不是要失去自己的生命特色，而是在保留这种特色的同时，从外面获得另外一种生命的动力或源泉。文化只有不断地进行自身的新陈代谢，才能不断吐旧纳新，从而获得新的意义。